欧亚大陆上，土库曼斯坦是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国家。1948年，考古学家在尼萨古城遗址发现了由象骨制成的大型脚杯“来通”，这种大型来通并不是世俗酒器，而是宗教礼仪使用的祭器、礼器。其次，梅尔夫考古发现被外国学者称之为“四景花瓶”的陶罐，应是唐代杜环记载的“画缸”，为新年节庆时的交换礼品。而中亚提水罐则是挂在水车上提水的器皿，对理解西域陶罐类型很有启发，其用途与使用方法也另有答案。本文通过对三件考古文物的钩沉与文献释读，与中国出土文物互鉴比较，说明“物件”的迁移流通是文明传播的证据，是历史场景流转的标识。 

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的来通

来通局部细节

中亚土库曼斯坦与古代中国的交往，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内容。因为史料较少成为研究的难题，在中古文献中穆国就是今天的土库曼斯坦梅尔夫，又称为“木鹿”“穆鲁”，《后汉书·西域传》曾记载“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隋唐时代，改称“穆”或“末禄”，并被纳入中亚“昭武九姓”的历史范围。早在多年前，蔡鸿生先生《唐代社会的穆姓胡客》就收集史料对入华“穆”姓做了考证。笔者非常钦佩前辈学者敏锐的目光，引导我们去关注阿姆河流域的内陆城邦地区的穆国。

近期笔者考察访古到土库曼斯坦，在多个博物馆观察考古出土文物时，有三件文物对钩沉中古西域和隋唐文物很有启发，旧物新证，对比颇有收获，现研究呈现学界。 

穆国示意图

从尼萨象骨来通到新疆陶制来通

尼萨古城位于现代土库曼斯坦，距首都阿什哈巴德（Ešqābād）以西约 18 公里，位于科佩特达格山脉脚下，科佩特达格山脉将伊朗高原与土库曼平原分开，山对面是伊朗高原，山下则是土库曼平原。

尼萨古城全景

老尼萨古城遗址

1948年秋天，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现在著名的“来通”杯（Rhyton）的全部收藏，由象骨制成的大型角杯，装饰有雕塑、镀金和宝石镶嵌物。这种形似兽角的酒杯，发端于爱琴文明，最早见于公元前1500年地中海的克里特岛，是一种流行于亚欧大陆上的古老饮酒器。最早的起源可能是以动物角制作而成的饮器，小的是饮酒杯子，大的是注水或酒的大瓶，则是用在重要的礼仪场合。最早的来通没有下部的兽头，传入希腊后才加上这种装饰作为祭祀的圣物，古人迷信灌注入来通的神酒是圣洁不会中毒的。举起“来通”将酒一饮而尽是向神致敬的表示，因此也常用于礼仪和祭祀活动。

象骨来通

笔者观摩来通

尼萨这里可能是安息历代君王的宝库，出土的约公元前2-1世纪象骨角杯60余只，檐口通常浮雕着古希腊诸神的形象以及各种希腊神话与生活主题的图案，杯口边缘饰有希腊式的波浪形葡萄纹和波斯式的直线连珠纹。

这批象骨角杯边壁上，有的是雕刻了希腊化风格的奥林匹斯十二主神浮雕，有的是约前2世纪半人马象骨角杯，而杯角则雕成马、鹿、长着翅，象牙、青铜与象牙结合，通过组装单独的零件制成的。图像和风格主要源自希腊，但在形制和创作上无疑是中亚本地的，有的穿着波斯风格的袍子和裤子，修复整体形式是阿契美尼德风格，是东西方文明融合的代表作。

象骨制造角状杯

组装接口部件

组装部件

仔细观察，浮雕、高浮雕装饰图案还包括：植物（茛苕叶）、神话人物、长有翅膀的角狮鹫之外，还有雄性头颅的驼背公牛（被解释为戈帕沙赫）、半人马（肩膀上可能有一只小型雌性拉皮斯人）。这些来通角杯上的人物，都运用于祭祀场景，酒神环境、文学女性，上面雕刻有酒神狂欢的场景，其中一根角杯上刻有一段铭文，唤起女神赫斯提亚（Hestia）——希腊人的家庭壁炉之神，倍显珍稀。

象骨制造角状杯

在土库曼国家博物馆历史文物展厅，陈列着尼萨古城令人惊叹的象骨制造角状杯，这种出土的希腊亚历山大艺术来通，纠正了我原先的两个认识：一是原以为是喝酒的大来通，现场观察才知道是祭祀的祭器、礼器，不仅经常用于在旧尼萨举行的奠酒仪式上，而且是在拜火教仪式和正式场合使用的礼器；二是原来介绍都是象牙制造的，误以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贸易货，现在才知道基本都是象骨的，硕大粗壮的来通角杯是分节组装上的。

冬宫博物馆展陈尼萨出土（杨林摄）

这就启发我重新审视新疆考古出土的陶制“来通”，在和田县约特干遗址出土的唐代“人首微笑牛头陶饮器”，高19.5厘米，也被称为“陶来通杯”，顶端为一个面带微笑老者的形象，满脸胡须，来通底部为一个弯角牛首，顶端为注酒或灌水圆口，末底牛嘴有孔。

新疆和田县约特干遗址出土唐代人首牛头来通

和田县约特干遗址出土唐人首陶饮器

约特干唐代遗址还出土另一个“人首怒像陶饮器”，高16.5厘米，原来下端牛角缺失，属于截断的残品。一个遗址出土两个牛角型胡人头像为饮器顶的“来通”，实为罕见。

阿图什市阿扎克乡买提村征集唐女首牛头陶注

无独有偶，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博物馆，征集的唐代“女首牛头陶注”，高19厘米，女性面部浮雕，人头发髻梳理后戴有冠饰，双乳隆起，底部也有牛首，实际上也是一个红陶的牛角型造型来通。这个地方是唐代疏勒都督府所在地，发现这样的文物不足为怪。

但是令人惊讶的是，牛在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宗教文明中是重要的神圣动物。这种牛首酒器有两个开口,其中一个可能用于倾倒祭祀用的液体，寓意着古代牛首动物形器皿是可以“与神祇、英雄及君主共宴”中的精美器皿。显然这种来自希腊神学宗教的文化传进了新疆地区。而且这种牛首酒器不是出土于墓葬之中，为宗教遗址流落遗物。

文化的传播总是经过误解，大家原来都认为新疆陶来通是仿照西亚波斯来通酒器，现在考察了尼萨古城出土的象骨来通，联系其寓意对比恍然大悟，才知道不一定是社交场合饮酒的来通，而可能是拜访敬神的宗教祭器或礼器，原来也许是放置在神庙显耀位置，推测属于供奉祭器，或是贴于壁面影塑装饰物，供人们敬仰礼拜。这是多么宝贵的误解。 

从土库曼梅尔夫画缸到河南洛阳画缸

梅尔夫（Merv），在伊斯兰世界里这座城市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等名城并驾齐驱。实际上早在穆斯林进入前，这里也是三夷教（景教、祆教和摩尼教）自西东渐的文化中心。穆国的两座佛寺也在这里，可惜后来都毁为平地了，也说明佛教在花剌子模没有什么有影响遗痕。

双耳彩绘陶罐 聚集宴饮

穆国历史最早的汉文记载见于唐代杜环《经行记》，相当于一个微型“列国志”。其记载穆国艺术水平很高，“木既雕形，土亦绘画”。杜环居留中亚十余年，对穆国的土产物俗识别很深，他特别关注“其俗以五月为岁，每岁以画缸相献”。五月为岁是8世纪中亚回历，但是以前对“画缸”究为何物，不甚了解。但在梅尔夫盖乌卡拉城佛寺遗址（Gyaur Kala），1962年考古曾发现一个5-6世纪双耳彩绘陶罐，高46厘米，器身描述一个王公的人生礼仪四大情节：持弓骑猎、捧酒欢宴、卧病侍候和躺床入殓，一群鲜衣靓服男女充满画面，并用红石榴、珍珠点缀陶罐一圈空白处，使得标识缘饰有着艺术诠释，俄罗斯学者推测曾装有书面文件。

双耳彩绘陶罐 王公射猎

这种画缸的造型和功能，与常见的酒瓮水缸绝不一样，也与彩绘陶纳骨瓮是完全不同的，其性质未定。按照杜环说它是当地居民每岁相献之物，因此画缸可能就是当地新年，即诺鲁孜节时互相赠送的独特器物，杜环作为当时人应该是正确的记叙，而且这种节庆民俗需求的彩陶画缸必然很多。

双耳彩绘陶罐 侍候病床

考古材料证明，中亚每一个城镇几乎都有陶器制作遗址，有的陶窑生产陶器质量很高，色彩斑斓碎片很多，说明生产技术先进并颇有规模。梅尔夫盖乌卡拉城就发现了14个窑址。更引人注目的是，画缸上作画的艺术工匠也是很了不起，善于绘画各种题材和场景，因赠送的对象不同，而创作不同的艺术作品，以讨对方喜欢，或是祝福之意尽在画中。

梅尔夫出土的画缸，现陈列在首都阿什哈巴德国家博物馆历史展厅，原来读《经行记》不知道画缸是何物，笔者在乌兹别克斯坦考古所陈列室曾观察过撒马尔罕阿弗拉西亚布出土残缺彩绘陶瓮图片（原件保存在冬宫博物馆），不知这就是“画缸”。这次在土库曼国家博物馆观察，360度近距离一圈观察介绍，明白了这就是杜环专门写入书中的“画缸”。

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彩绘山水图陶罐，高14厘米

河南洛阳市博物馆藏出土唐代垂拱三年（687年）彩绘陶罐，是偃师南缑氏镇唐恭陵“哀”皇后墓出土的，被称为彩绘陶“山尊”，高14.2厘米，实际上与汉晋以来绘有装饰条纹陶罐相比，“哀”皇后墓陶罐腹部上彩绘有这么精美的一幅山水画，与一般彩绘纹饰罐截然不同。这个墓同时出土另一件彩绘三牛图陶缸，有人说是“陶樽”恐不确，平底三足通体施红彩，腹部绘有形象生动的三牛图，保管者认为笔意极似韩滉《五牛图》。这两件文物之前以为是皇族高门人家讲究的摆设品，但为什么在陶罐上作画一直不明白，这次比较梅尔夫画缸，互鉴后终于知道这就是达官贵人家互相赠送的礼品，含有祝福的意义，若是在节日赠送，更有吉祥如意的纪念意义，这种风气有可能就是中亚传来的。 

从梅尔夫提水陶罐到新疆盛水陶罐

穆国位于绿洲，有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杜环《经行记》所记的“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数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饶，其人净洁。”“南有大河流入其境”，指的是穆尔加布河。至于“分渠数百，溉灌一州”，则包括天然渠和人工渠。人工渠即西域井渠，为地下阴沟，类似坎儿井。在梅尔夫与其他农业绿洲一样，沿渠道分布城堡和农场，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撒马尔干城灌溉水渠纵横交错，“土地沃壤，稼穑备植，林树郁，花果滋茂”。盖乌卡拉古城遗址城西，有自西东流的四条水渠，第三渠称为“拉吉渠”，是供应该城用水的主渠。水利灌溉这么重要，主要是穆国出产棉花非常有名，需要灌溉系统保障，杜环记载穆国生产“细软”的“叠布”，是当时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贸易商品，所以慧琳《一切经音义》专门著录“末禄叠”名称，可能就是寺院僧袍制作大量使用“末禄叠”这样质量很高的棉布。从萨珊波斯到阿拉伯哈里发时代，穆国一直就是呼罗珊地区的棉纺中心。直到今天，土库曼斯坦梅尔夫的棉花仍是他们值得夸耀的产品，博物馆里陈列有专门的单元突出其价值。

1998年洛阳偃师唐恭陵出土彩绘三牛图陶樽

中亚城堡往往建立在河岸上边，控制着主要灌溉渠道的上游。既然水渠灌溉发达，当时人们怎么从河里或渠里打水或提水，一直不清楚，例如花剌子模绿洲引阿姆河水，河中地区引泽拉夫善河水，现在才明白中亚将河水引入灌溉主渠简单而有效的取水装置，就是特别制作的水车提水陶罐使用，原来以为短颈溜肩陶罐是绑绳下井或挂绳提水，但是容易倾覆，不如用双耳或四纽水罐更为坚实稳固。这次在马雷州博物馆和达绍古兹州博物馆考察，有各类陶罐特别是双耳罐展出时，观看水车提水浇灌使用陶水罐，才明白形制、尺寸均不大，关键是罐底部突出一个连接支托，通过罐颈沿边穿绳绑定不晃动，当地人们用骆驼拉动水车灌溉，水车上就是连缀一圈挂着几十个水罐，提水或引水进入渠道。当地应该有水车罐陶窑专门生产输出。

双耳罐

骆驼水车提水陶罐

七世纪中亚经济出现繁荣时期，花剌子模绿洲伯库特卡拉城堡及周围村社形成一个个“片”手工业生产中心，用水力推动的磨盘、压榨盘等设备工具比较先进。葡萄酒业、纺织业、皮革业都很发达。这些手工业产品都离不开制陶辅助配合，我们注意到梅尔夫的陶器非常普遍，烧陶业很发达，所以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陶罐、陶瓮都非常多。陶罐上华丽的图案或图式受到波斯和拜占庭影响，有的罐子上还有舞蹈人物和题词的浮雕，证明当地工匠曾大量使用石膏雕刻技术，追求立体效果，成为艺术品流传后世。

新疆南部出土与中亚常见的双耳罐

中亚提水陶罐的使用，不仅对我们理解新疆地区“西域陶罐”很有启发，最关键是明晓了各式陶罐的使用方法还有其他的答案，陶水罐底部有支托连接，这在新疆还很少见相同类型者。 

土库曼7—8世纪“穆国”历史揭示与唐关系

公元七世纪中亚诸国在唐朝羁縻名义管辖下，但花剌子模“穆国”似乎与唐无关，这其实也是误读，以康国撒马尔罕为首的东粟特人与唐朝来往密切，以安国布哈拉为首的西粟特人依附较少，史称昭武九姓中的康、安、史三姓因为入华聚居较多受到关注，何、曹、米、石等也屡屡辨识撰文，而穆、毕和火寻则极少问津，朝贡关系重东轻西、时密时断，所以安史之乱后的这种倾向更为明显。

蔡鸿生先生曾对唐代穆姓胡客做过辑录，从北齐贵族社会里受到朝廷恩宠的“胡小儿”里，有与康、曹、何、史等粟特裔富家子弟并列的“穆叔儿”。 吐鲁番阿斯塔那随葬衣物疏出土名籍中有穆钵息、穆石石、穆苟苟等，此外，还有书商穆聿。梨园“坐部”善弹琵琶者的胡姓弟子“穆善才”。 扬州著名的眼科医生穆生、荆州名医穆昭嗣等。此外，还有书商穆聿。梨园“坐部”善弹琵琶者的胡姓弟子“穆善才”。扬州著名的眼科医生穆生、荆州名医穆昭嗣等。刘禹锡写过唱歌有名的宫中乐人穆氏，晚唐时华化很深的俳优穆刀绫，江陵蕃客穆思密善于培养水仙花。如此等等，他们身份有商贩、乐人、俳优、医生和农民等，仅从穆姓判断来自穆国可能有失误或误判，但是拾遗补阙，追踪寻迹，唐代胡人入华仍有穆姓胡客的踪影，都反映穆姓胡客作为移民进入中国各地的行踪。

当然更有“贡使”身份入华的著名人物。《册府元龟》卷九七五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七月“波斯首领穆沙诺来朝，授折冲，留宿卫”。十八年（公元730年）十一月，“波斯首领穆沙诺来献方物，授折冲，留宿卫。”穆沙诺两次来朝，均冠以“波斯首领”头衔，有可能属伪托身份，效仿西域贾胡以献物名义入朝，也有可能是来自梅尔夫真正的波斯皇室后裔。最后一个波斯萨珊王逃到梅尔夫被害，其手下四散而逃，公元654年已亡，但是以王子卑路斯为首的流亡政府逃到长安请求唐朝救援，直到公元670年才彻底覆灭。事过五六十年，打着“波斯首领” 穆沙诺让不忘自己来自穆国。

近年令人震惊的考古发现是2001年4月甘肃庆城县出土的唐代穆泰墓，据墓志记载，墓主人穆泰生于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卒于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享年七十，正是阿拉伯军队进攻征服梅尔夫时期，穆国向唐朝求救。穆泰号称是陇西天水人，先世籍贯无疑虚构，曾祖父穆安官至上护军、豪州司马；父穆表官至上骑都尉、任州录事参军。很可能是流寓当地来自中亚穆国人。该墓随葬器物中最有特色的是做工精致、神态逼真陶俑，除了常见的天王俑、镇墓兽外，有十六具胡人俑栩栩如生，成为丝绸之路展览中不可多得的文物精品。正因为穆泰可能为穆国移民后裔，所以不仅历任唐朝庆州洪德镇副将、灵州河润府左果毅都尉、丰安军副使、定远大使等地方官员，并授游击将军、上柱国衔，而且保留自己胡族家世记忆，在墓葬陪侍的仍是昭武九姓的胡人艺术形象。在唐代穆姓胡人入华的行踪漫漶不清的背景下，穆泰事迹无疑是一个三代移民成功扎根中土的典型事例。

穆国是萨珊波斯时代呼罗珊省的首府，位于南土库曼绿州，与阿姆河对面粟特相望，穆国在中亚偏西与伊朗相接，其波斯化程度比康国、安国、史国、史国等其他城邦为高，基督徒、拜火教徒和佛教徒在城里包容共处，隋唐时期文献有时分不清具体区别也把穆国以“波斯”混为一体。粟特与伊朗的联系，是经过梅尔夫衔接起来的，甚至长时间臣服依附萨珊王朝成为波斯帝国跨阿姆河的一部分。

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双耳陶罐

从亚洲历史说，阿拉伯军队向粟特进军是以穆国为基地的。公元651年（唐高宗永徽元年），萨桑波斯的末代国王叶兹德吉尔德三世（Yazdegerd III，唐译“伊嗣俟”）逃难死于梅尔夫景教徒告密之手，其子卑路斯（Peroz）经吐火罗逃亡入唐，初封“波斯都督府都督”，后授衔“武卫将军”。公元705年（任职至715年）（武后长安四年），古太白·伊本·穆斯林（Qutayba ibn Muslim al-Bahili,唐译“屈底波”）任呼罗珊长官，以木鹿（即“穆”）为首府，拥兵五万余人，越阿姆河东征。公元706—709年陷安国（布哈拉），公元710—712年陷康国（撒马尔罕）。公元713—715年占据费尔干盆地。九姓胡纷纷告急，向唐朝入贡求援。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安国王笃萨波提上贡表求救。同年康国王乌勒伽也上贡表请求救援，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石国（塔什干）王伊吐屯屈勒上贡表请唐朝支援他们抗击西头大食。中亚九姓胡诸国的分崩离析，与阿拉伯哈里发用穆国作桥头堡大有关系，杜环在《经行记》末禄纪事中，突显穆国的显赫地位，特别强调“其大食东道使镇于此”了，可能与他在此长期居住过有关。

古代中亚的阿姆河流域，是内陆绿洲城邦密集的地区。《隋书·西域传》记载七世纪中亚内陆交通网时，穆国位于“西域三道”的中道：“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 从而使我们知道古代丝绸之路上，穆国是中亚的核心地段，英国学者甚至认为梅尔夫不是镶嵌在丝绸之路的过路城邦，而是丝绸之路十字路口上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从梅尔夫向西直达伊朗高原，这里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和拂菻（拜占廷）文明均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在西域的经济交往和文化传播中，长期起着中介的作用。可惜被蒙古军队在1221年毁灭后，30万人被屠城无一幸免，今天残垣断壁已经看不到历史现场的壮观了。

深化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揭示未知文化形态，这就提示我们对中亚丝绸之路的研究要做深做实做细，不应忽视穆国的考古出土文物和历史资料，随着近数十年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出土文物和中外学者的相关著作增多，未来对土库曼斯坦与中国的古代文化交流将会有一个新的研究局面。 

附录：

唐代杜环《经行记》中最为完整穆国纪事，见《通典》卷一九三《边防典》九，录文如下：

朱禄国（ “朱”当作“末”），在亚梅国西南七百余里。胡姓朱（“末”之讹，即“穆”）者，兹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铁为城门，城中有盐池，又有两所佛寺。其境东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栅连接，树木交映，四面合匝，总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数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饶，其人净洁。墙宇高厚，市鄽平正。木既雕形，土亦绘画。又有细软叠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银钱数百。果有红桃，白㮈，遏白黄李，瓜大者名寻支，十余人餐一颗辄足。越瓜长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萝㮈、长葱、颗葱、芸台、胡瓜、葛蓝、军达、茴香、英薤、瓠芦，尤多蒲萄。又有黄牛、野马、水鸭、石鸡。其俗以五月为岁，每岁以画缸相献。有打㮈节、㮈㮈节。其大食东道使镇于此。从此至西海以来，大食、波斯参杂居止。其俗礼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

上引的记述，涉及地理、物产、民俗和政制，相当于一部微型的“穆国志”，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本文原刊于《文物》2025年第1期，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转刊，注释未收录。）